【視頻/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人民日報》6月30號出了一篇文章，提了一下今年6月份美國人出的那個解密報告，就是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公布的一批解密文件。
這個解密文件里面的核心內容，就是承認美國政府在全球30多個國家和地區資助了超過120處的生物實驗室，僅僅在烏克蘭就有40多個。那里面存儲著炭疽、鼠疫、埃博拉、馬爾堡病毒等高危病原體。主要的承包商是博萊克·威奇公司，每個項目的撥款額度大概在170萬美元到350萬美元之間。
這也算是加巴德離開國家情報總監之前的某種贈禮。他說這些實驗室的存在、歷史、地點和來源長期沒有充分公開。而且之前，美國的官員不僅對這些實驗室的存在表示否定，而且對于那些試圖揭露真相的人，都稱其為“外國代理人”，或者叫做“美國叛徒”。
《人民日報》的文章就問了幾個問題：這些實驗室里面到底開展了什么活動？是不是從其他國家搜集生物信息和樣本？是不是違反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美國是不是在持續暗中發展它原先聲稱已經要停止發展的進攻性生物戰能力？
所以，我們今天這期節目聊這個美國的生物戰，就以《人民日報》這篇文章為由頭，根據已經有的解密檔案、國會記錄、政府報告，系統性地聊一聊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國家級的生物戰武器的研究能力、它的歷史、面臨的爭議，以及它面臨一種怎樣的信任危機。
當然，這方面有很多材料，有些在歐美被稱為陰謀論，或者說一些很難檢驗的材料。我們拿那些已經公開的，甚至大家覺得可能很多時候都已經聽過的，甚至是反復講過的東西，重新組織一下，然后讓我們再一次地以一種回顧性的方式，系統性地、全面性地對這個問題進行認識和理解。
人民日報文章原文人民網網站
事實上，你現在去搜美國生物戰的這部分材料的話，它的素材確實比較有限。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美國生物戰的起點實際上要和另外一個名字聯系在一起，就是日本的731部隊。也就是，不是從華盛頓，而是從哈爾濱的平房區去追溯美國生物戰的起點。
在二戰時期，日本731部隊用活人做實驗，進行了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細菌戰實驗。以千為單位來計算的中國、蘇聯、朝鮮這些國家的戰俘或者是平民，死在了它的實驗室。這些人被當做實驗材料進行實驗之后，731部隊手上就拿到了一批數據。我們知道它的頭子石井四郎，1945年8月，當蘇聯逼近的時候，這個731部隊下令炸毀設施，殺害全部剩余囚犯。在他們力所能及范圍之內，銷毀了絕大部分的外圍證據，除了少數核心數據以外，基本上這些證據都被他們銷毀了，能夠滅尸的基本上都滅尸了。石井四郎的命令是：所有人把秘密帶進墳墓。但是最終石井四郎自己和731部隊整體，其實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當中是逃掉了。原因很簡單——交易。
731部隊第三棟中心建筑遺址，日軍敗退時為了摧毀證據將731部隊據地所有建筑物炸毀，現在只剩下斷壁殘垣。
從1945年到1948年，美國的生物戰基地德特里克營（1956年才改名“德特里克堡”）的專家到日本，和石井四郎以及731的骨干成員進行了接觸。雙方事實上達成了一筆交易，就是美方以豁免戰爭罪起訴為條件，換取731部隊全部人體實驗數據、病理切片和研究報告。
這個對于美國來講是無價之寶。它等同于在沒有做大規模的、非常殘忍的、根本不可能做的、正常情況下無法去做的人體實驗的基礎上，直接拿到了數據。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曾經明確指出，不僅這種交換是豁免戰爭罪行，甚至美國人還付了錢。這筆交易當時是由駐日美軍的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的司令部主導的，從來沒有經過任何公開的討論。
直到后來，如果不是1949年12月蘇聯在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審判了12名731部隊人員，判處2年到25年不等的徒刑，然后在此過程當中披露出了一些材料，大家甚至可能都很難發現731部隊真實的存在痕跡。這是令人非常氣憤的。但是西方更加氣憤的是，這次審判在西方——你只要看現在西方國家對于日本的態度就知道——他們并不接受這些不利于日本形象的相關材料，甚至用蘇聯宣傳或者陣營對立這種東西來加以掩飾。要講清楚，這個美國人是去做交易的，不是被動接受，也不是什么撿到的。
拿到了731的“遺產”之后，美國的生物戰計劃在冷戰的背景下全面提速。德特里克營成為研制、實驗、存儲炭疽、肉毒桿菌等病原體的核心。在阿肯色州的派恩布拉夫兵工廠，它設立了生產設施。然而在此過程當中，美軍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本土對本國人民進行人體試驗。
央視新聞
1950年9月20號到27號，美國海軍在舊金山外海實施了“海上噴霧行動”，軍艦連續多日向這座80萬人口的城市噴灑粘質沙雷氏菌和球狀芽孢桿菌氣溶膠。軍方認為這些東西是“無害”的，它們被用來模擬生物戰襲擊。在整個城市設了43個采樣點。結論是，幾乎每個舊金山居民每分鐘吸入了5000個以上的帶菌顆粒。這個劑量，如果把這種東西換成炭疽桿菌的氣溶膠的話，可以達成有效感染。
這樣的實驗沒有市民同意，也沒有醫療監測預案。噴灑過后，斯坦福醫院出現了11例罕見的粘質沙雷氏菌感染，75歲的愛德華·內文因為心臟侵入細菌而死亡。這件事情被嚴格保密26年，到1976年才被媒體曝光。1977年，參議院舉行聽證會，內文的家人起訴了聯邦政府，但是最終敗訴。法院給出的理由是，噴灑細菌屬于“國防決策”和“國家安全”，免責。
冷戰最初的幾十年時間里面，美國政府在美國本土進行了239次露天生物戰的模擬實驗。1951年，海軍把被粘質沙雷氏菌、球狀芽孢桿菌和煙曲霉污染的集裝箱送到了弗吉尼亞州諾福克補給中心，讓不知情的黑人工人開箱暴露。軍方報告明確寫到，“因為黑人比白人更加容易感染”，所以要用這種真菌“模擬”對黑人的襲擊。而1980年根據《信息自由法》披露的相關報告還顯示，軍方關心的重點是在細菌戰背景下如何保證補給系統的運轉效率，而不是黑人工人的健康問題。
1966年，研究人員把模擬炭疽的芽孢桿菌投入到紐約地鐵，觀察一座千萬級城市的地鐵系統如何在生物襲擊下淪陷。在海上，1962年到1973年間，國防部實施了“112計劃”及其子項目“SHAD計劃”（艦載危害與防御計劃），在太平洋的多艘軍艦附近釋放化學和生物戰制劑及模擬劑，在數千名美軍士兵不知情的情況下，讓他們暴露在有毒的細菌環境當中。很多人很多年后才得知真相，原來自己這些不明疾病是被蓄意感染的結果。
在人體實驗方面，1954年到1973年的“白大褂行動”招募了幾千名（就是鋼鋸嶺級別的所謂安息日會的信徒），讓他們在德特里克堡直接接觸感染特定類型的病原體，測試疫苗和發病劑量。同時中央情報局還有“終極人類計劃”等秘密項目，研制了包含眼鏡蛇毒等毒素的暗殺武器。1972年，相關記錄被全部銷毀，相關毒素樣品本身在參議院調查后按照總統指令銷毀。
當然，這里面還有一個迄今為止懸而未決的指控：1952年朝鮮戰爭期間，中朝兩國指控美軍在朝鮮北部和中國東北空投攜帶病菌的昆蟲和雜物，實施細菌戰。美國政府始終堅決否認，不承認自己干過這樣的事情。那么冷戰結束以后，這個問題始終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被各方共同接受的結論。但這里面需要指出的是，對于美國這樣一個國家，在細菌戰或生物戰這種倫理信任至關重要的議題當中，我們應該如何采信它的政府說明？這個事情是值得大家仔細去思考的，而且現在也到了認真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1969年，事情出現了一些轉折。陷入泥潭當中的尼克松政府為了緩解國內的政治壓力，準備丟卒保車?？偨y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基辛格下令審查生化武器政策。哈佛大學生物學家馬修·梅塞爾森參與撰寫了關鍵報告。他問德特里克堡的軍方人員生物武器的價值在哪里，對方的回答是“它比核武器便宜”。梅塞爾森感到非常震驚。他覺得，美國又不是個窮國，如果美國人去研究一種讓窮人也能制造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實對美國的國家利益來說是不合算的——至少公開層面可以這樣去敘述。
所以在1969年11月25號，尼克松在德特里克堡宣布，美國單方面放棄一切進攻性生物武器的研發、生產、存儲和使用。他說生物戰具有“大規模、不可預測、可能無法控制的后果，可能引發全球流行病，損害子孫后代的健康”。隨后，美國銷毀了庫存的生物戰制劑，同時把位于派恩布拉夫的生產設施轉化為研究用途，但是德特里克堡本身保留了下來。1972年開始，美國與100多個國家簽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1975年批準生效。
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了，相對美國以前那種不當人的行為而言，這肯定是往前走了一步。但這步有多大，可以討論。
第一個，就是尼克松聲明留下的那個“毒素漏洞”——沒有涵蓋毒素武器。德特里克堡的科學家立刻把研究計劃改成“毒素研究”，繼續推進。1970年2月，尼克松專門補了一條，才把這個口子全堵上。但是很明顯，其他問題還在。
第二，是更加根本性的。他強調得很清楚，他禁止“進攻性”研究，允許“防御性”研究。基本常識就是，防御和進攻共用同一條技術路線，在武器研發尤其是生物武器研發這方面，這點特別明顯。你說要做疫苗，那疫苗從哪里來？那就得培養病原體。你要評估威脅，就得先學會制作氣溶膠。這里面的邊界在哪里？你有沒有有效的核查機制？沒有。所以研究軍控的學者就指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先天缺乏正式的遵約核查機制，這為后來的一切埋下了伏筆。
那么冷戰結束以后，美國的相關活動進入到了一個更加隱蔽也更加矛盾的階段。
2001年，這年發生了兩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9·11之后一周，包含著高純度炭疽孢子（你可以理解為一種生物戰武器）的信件被寄往多家媒體和兩名民主黨參議員，造成5人死亡、17人感染。這構成了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生物襲擊。聯邦調查局的調查顯示，最終的調查指向應該是德特里克堡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自己的高級研究員布魯斯·艾文斯。調查認定，襲擊所用的病菌毒株，母本來自于艾文斯本人制作和保管的編號RMR-1029號燒瓶。
給參議員帕特里克·萊希和湯姆·達施勒的第二封信的內容為： 09-11-01（01年9月11日） YOU CAN NOT STOP US.（你們不能阻止我們） WE HAVE THIS ANTHRAX.（我們有炭疽病） YOU DIE NOW.（你們現在就得死） ARE YOU AFRAID?（你們害怕嗎？） DEATH TO AMERICA.（美國該死） DEATH TO ISRAEL.（以色列該死） ALLAH IS GREAT.（真主至上）資料圖
2008年，在即將被起訴前，艾文斯自殺身亡。9·11之后席卷全美的生物恐怖，源頭就在美國自己的生物防御實驗室的內部。此后美國政府問責局的報告還指出，FBI的微生物取證方法存在某些“關鍵科學缺陷”。所以它究竟是在調查，還是在掩飾什么？這個案子本身到現在還是有疑團的?；蛘哒f，美國是不是又以某種方式在那里重新啟動本土面向國民的生物安全實驗？
第二件事情，同樣是2001年7月，布什政府單邊否決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核查議定書。這份議定書從1995年談到2001年，談了6年，經過24輪談判，形成了210頁文本，目的是給公約裝上“牙齒”，就是建立一套設施申報、現場視察、質疑調查機制。美國否決的理由是，核查會“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會泄露美國生物防御研究的秘密和制藥企業的商業機密?！度嗣袢請蟆返脑u論文章說得很直白：美國以多邊調查“損害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為由，單方面退出談判，使得國際社會的努力遭遇了重大挫敗。同時，又長期阻撓重啟議定書談判。2001年11月的公約第五次審議大會最后無法通過最后宣言，被迫休會一年。
把這兩件事情放到一起看：美國在自己國家的生物防疫實驗室出了內鬼、釀成全國恐慌之后，在對本土面臨安全威脅的情況下，它的選擇不是接受國際監督，而是親手拆掉生物武器、生物戰能力國際監督的框架。這個背后的原因是非常耐人尋味的。尤其是如果我們再結合“斬殺線”的存在來看的話。
再看海外。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國防部以“減少威脅合作”為名義，設立了所謂“減少生物威脅項目”，由國防威脅降低局（DTRA）出錢，在前蘇聯和全球各地建立了龐大的生物實驗室網絡。30多個國家、120多個實驗室，由美國國防部直接管控。在烏克蘭有46個受過五角大樓資助的實驗室，分布在基輔、奧德薩、赫爾松這些地區。研究對象包含了炭疽、埃博拉、鼠疫、剛果出血熱等危險的病原體。同時，它里面還提到了所謂的“功能增益研究”或“功能獲得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為通過人為的方式去增強病原體的某種功能，可能是傳播性，也可能是致病性。這里面有一些是科學討論，有一些是缺乏信息和透明度條件下外界的合理懷疑。但是無論如何，這些正常的、必要的關切都沒有得到有效的回應。
2015年，韓國曾經出過這樣的事情：美國猶他州達格韋試驗場將活性炭疽桿菌樣本“錯誤地送到了”駐韓美軍烏山空軍基地，22名人員可能暴露。這批炭疽是為駐韓美軍“朱庇特”（JUPITR）生物監測計劃的新設備測試服務的。韓國國會議員獲得的文件顯示，2017年到2019年，駐韓美軍持續向各地（比如平澤漢弗萊營、群山基地、釜山港8號碼頭等地）運送肉毒桿菌、蓖麻毒素、葡萄球菌腸毒素樣本。根據《駐韓美軍地位協定》第9條，美軍軍需物資免于韓國海關檢查。根據韓國法學教授的觀點，這讓韓國成了美國“想運什么就運什么”的細菌試驗友好環境。而這種活體炭疽的運輸涉嫌違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
位于韓國首都首爾以南35公里處的烏山美軍空軍基地駐扎有美國空軍第51聯隊美聯社
至于德特里克堡本身，2019年7月，就在大規模流行之前，美國疾控中心曾經下令這個實驗室全面停擺，因為它發現存在系統性的違反生物安全流程。比如開著門去處理一些生物危險物，不戴呼吸防護，反復進出靈長類動物解剖室，不戴手套處理廢物和毒素，庫存記錄不準，廢水消毒系統失效等等。這么一個具有顯著草臺班子特征的東西，恰恰是美國全球實驗室網絡的一個總的樞紐。那這點毫無疑問是更加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
所以當前美國的生物活動是有爭議的，這個爭議也是比較明確的。
爭議第一，就是關于細菌戰的問題，朝鮮戰爭期間的細菌戰問題。中方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美方應該正視歷史，回應關切。
第二，是德特里克堡、烏克蘭實驗室和全球實驗室網絡。2022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締約國應俄羅斯要求專門召開了協商會議，審議美國在烏克蘭生物實驗室的問題。但是到目前為止，美國始終沒有做出任何有意義的澄清。美國自己的文件現在已經證明了實驗室網絡的存在、它的規模，還有危險病原體的清單。這反過來說明，當年那些用“虛假信息”為理由去掩蓋相關信息傳播的，實際上恰恰是在掩蓋事實本身。
第三個爭議點，就是所謂“防御”和“進攻”的邊界。這種所謂的功能獲得性實驗、氣溶膠傳播研究，通過全球網絡采集他國人群生物樣本和病原體資源，你再怎么說這是公共衛生合作，它所具有的軍事潛力仍然具有雙刃劍或者說雙向作用。根據俄羅斯方面披露的信息，美國可能通過這些實驗室搜集和轉運大量的生物信息。所以問題現在不在于研究本身，而在于相關的流程和程序設計：誰在監管？向誰報告？出了問題誰負責？
新華社衛星新聞實驗室定位的12處美國生物實驗室，分布于烏克蘭的廣袤國土，美國駐烏克蘭大使館網站公布的信息顯示，美國共計投資超過2400萬美元。 新華社
所以我們現在討論的，不是抽象意義上的，也不是基于陰謀論想象之上的，而是非常具體的。我們聚焦于國際規則和程序需要。
我們討論的是：
第一，美國拆掉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牙齒，通過2001年單邊否認核查議定書、阻撓重啟談判等方式，美國成為全世界190個締約國當中起最大破壞作用的成員國，但同時它又宣稱自己是遵約做得最好的。所以我們怎么去解決公約生效半個多世紀之后核查機制對于美國全球生物活動有效核查真空的問題？
第二，對于美國國內公眾隱瞞的問題，我們同樣有理由表示關切。美國對于本國人民的生物環境安全問題，這些實驗室的存在、歷史、地點、資金來源，長期沒有向美國公眾充分公開。如果說它連自己國家的人民都要防范、都不信任，動不動就采取各種掩蓋信息的行動，我們怎么樣去信任它在國際社會上的表態？
第三，缺乏合理的回應。無論是烏克蘭的實驗室，還是德特里克堡，還是韓國，美國的標準動作就是否認、淡化，并且反指對方“發布虛假信息”。這個問題我們怎么解決？
以及最終，很經典的赤裸裸的雙重標準。在生物軍控領域，美國自己總說自己嚴格遵約，對其他國家進行無端抹黑，動輒推動對其他國進行所謂的溯源調查。但同時，把它那個像草臺班子一樣的德堡——其實這種危險對美國本身也是非常大的——列為所謂“國家安全”禁區。這個時候大家會看到那種好萊塢畫面的即視感：做了壞事之后，中情局在那邊捂嘴、壓制。
所以回到《人民日報》那篇文章：美國海外生物實驗室問題由來已久，且缺乏透明度，其活動與其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下承擔的義務嚴重不匹配。我們說的“不透明”，不是說別的，因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這個體系的基礎是信任，信任的基石是透明。一個擁有全球最大軍事生物實驗室網絡、唯一阻撓核查機制、屢次發生重大安全事故、甚至爆出自己人發動生物襲擊的國家，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國際監督，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我們不是從技術或者說一般意義上的國際制度和規范層面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是在嚴肅認真地討論全人類的安全問題。
所以總結來看，從1945年豁免石井四郎和731部隊做交易，到1950年在舊金山灣對自己老百姓做細菌實驗，再從1969年的放棄聲明到2001年撕毀核查議定書，再到今天30多個國家、120多個海外實驗室被披露，這將近80年左右的時間串成了一條非常明確的路徑，就是美國的生物戰能力研究從來沒有真正停止過，只是在不斷地變換名稱、轉移地點、調整說辭，并且始終拒絕接受它應有的監管，拒絕保持它應有的透明。從全人類的角度上來說，生物技術本來應該是守護人類健康、推動社會發展的工具，而不是軍事和博弈的籌碼——至少在理想狀況下應該是這樣說的。
中國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而且是一貫的：切實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盡快重啟核查議定書談判，對海外生物實驗室活動做出全面徹底的澄清，停止污蔑抹黑其他國家，用實際行動消除國際社會的疑慮。
你可以認為，世界正在等待美國的回答。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
發布于：上海